在電視劇《掃黑風暴》中，眼尖的網友發現了一個現象，劇中公務人員都會提著一個品質不錯的手提包。

來源/電視劇《掃黑風暴》截圖

那么，公務員真的人手一個手提包嗎？

紅軍時期的公文包

追溯歷史，現代意義上公文包的雛形，其實是18世紀的皮包。當時，英國人為了保證紙張的平整，用鐵片做成夾頁，但分量過重、不便攜帶，馬鞍工匠突發奇想，用馬鞍的皮革來替代鐵片，于是就有了皮包。

到19世紀，皮質公文包在西方國家已經廣泛流行，翻閱1860年描繪的林肯立憲的歷史手繪圖稿，男士們手中的拎包，竟有鱷魚皮革、蛙口包式樣，與現在一些時尚女性的奢侈品包袋相比，觀感不落下風。

覺悟社珍藏的周恩來20世紀20年代在法國使用的公文包。來源/網絡

1920年，隨著法國時裝產業以及意大利皮革工業的發展，當代的公文包應運而生。由于它的設計目的是一個縮小版行李箱，所以其設計非常具有功能性。它分為三層，一層用來放置文件紙張，一層用來放置替換的襯衫，最后一層放置食物，例如法國人最愛吃的法棍面包。這種設計目的一直延續到二戰，大家看看《行動目標希特勒》電影中的德軍軍官的公文包，甚至能裝下一個炸彈。

陸軍上校使用的公文包。來源/電影《行動目標希特勒》劇照

八路軍的前身——紅軍剛成立時，從軍官到士兵都配有公文包。1929年3月，毛澤東、朱德、陳毅率領紅四軍從贛南進入閩西，擊敗國民黨軍，解放長汀城。紅四軍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沒收了10余家反動豪紳財產約3萬余元，并向商人籌借了軍餉2萬余元。紅四軍前委決定拿出一部分軍餉，用來制作4000套軍裝。經后勤和被服廠工人不分晝夜的努力，幾天后，全軍從軍長到士兵每人都領到一套帶紅領章的灰藍色軍裝、一頂帶紅五角星的軍帽、一個挎包、一副綁腿以及兩雙膠鞋。這套簡樸的軍裝，就是中國紅軍歷史上第一套正規的軍裝。

不過，那時的挎包都是灰色布料制成的，類似于我們常見的帆布袋，不可能像德國軍官那樣用皮革制作，看起來很闊挺。

隨著后來國民政府對蘇區的圍剿，紅軍的條件越來越艱苦，連鹽都吃不上了，自然不可能讓挎包成為全軍的軍裝標配，只能配給少數軍官。由于紅軍軍官事務繁忙，經常需要外出，為方便裝文件等物品，不得不給他們都配備一個挎包，久而久之，紅軍軍官便有了背挎包的習慣。

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八十九師二六七團團部文書茍金元的公文包。來源/網絡

八路軍時期的公文包

抗日戰爭時期的八路軍，由于條件艱苦，只有高級軍官干部配有公文包。在還沒實行軍銜制度的年代，挎包就成為個人身份的象征。八路軍的普通戰士如果看到有人背挎包，就知道這肯定是一位首長，而不是普通的排長、連長。久而久之，就連日軍也知道背斜挎公文包的八路軍是高級軍官。

電視劇《亮劍》里，丁偉要去延安學習時，路上被偽軍追趕，偽軍看到他身上的公文包，就知道這不是普通的士兵，他們不敢開槍，只能抓活的。和尚背著李云龍撤退時，一名日本軍官通過望遠鏡看到李云龍身上的挎包，也是命令部隊追擊、盡可能活捉。

丁偉準備上路。來源/電視劇《亮劍》

不過，也不是只有軍官才配挎包。還有一個事例，1943年春，魯南軍區三團一個排在抱犢崮西部山區被日偽軍包圍，戰斗持續了將近一天，一名叫劉全的戰士身負重傷。臨終前，劉全吃力地從挎包里掏出一個菜團交給班長。

這兩個事例說明，一些普通戰士也裝備挎包。

根據地還有一種人會標配挎包——銀行工作人員，他們表面上是金融系統的員工，其實跟普通戰士沒有什么區別。1940年，冀南銀行的職工們一手拿槍、一手持賬，白天工作、夜間行軍。他們經常背上挎包，帶著賬款，秘密深入農村辦理信貸業務，人們稱之為“挎包銀行”。

還有些八路軍軍官的挎包，材質和設計感都比較高級，因為是從日軍軍官繳獲來的。開國上將鄧華是在1937年的平型關戰役中繳獲了日軍公文包，從照片上來看，公文包由皮革制成，日軍中只有兩種人使用皮挎包——軍官和傳令兵。由于這場戰役非比尋常，戰役中繳獲的戰利品自然有不同尋常的意義，因此他格外珍惜這個挎包，一直將它帶在身邊，走過了40多年的漫長歲月。

永定河文化博物館中收藏的鄧華將軍的挎包。來源/網絡

在國統區工作的中共高級干部，會配備一個國產皮革公文包。例如董必武在武漢擔任中共中央長江局民運部長和中共代表團成員時使用的公文包，是一件牛皮材質的黑色公文包，長38厘米，寬25厘米，內分四層，兩個銅扣帶上刻有“上海華成廠造”字樣，2002年經國家文物局鑒定為國家一級文物。

 董必武用過的公文包，來源/八路軍武漢辦事處舊址紀念館

公文包開始普及變體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一般的公務員都會隨身帶公文包，既是工作需要,也是生活習慣。公文包有單位發的、自己買的，有國產的、進口的，有羊皮的、牛皮的，甚至還有鱷魚皮的。可見，國家并沒有專門給公務員配備公文包，因為在和平年代，公務員自己買個公文包并非是什么難事。直到現在也是如此，不過有些單位（公、檢、法、兩辦、紀委監委、組織部等）因公務需要會配發簡易帆布包，再加上平時參加會議或培訓時，都有可能領取到裝有相關材料的簡易文件袋。

可以說，公務員的確是人手一個公文包。

50年代時期，公務員使用的公文包基本上是皮質。根據資料，1952年，新中國第一起腐敗大案劉青山、張子善案件主控檢察官孫光瑞，用的就是一個皮質公文包。

孫光瑞的公文包。來源/網絡

五十年代，上海有個HAW SING飛魚商標的皮包，比較流行。它采用了鉻鞣革工藝，用了頭層牛皮的材質，以及銅質的金屬件，尤其是鎖扣，黃銅本色很漂亮，三檔位鎖定調節。此包共有3個大的隔層，襯以淺綠色的細帆布，另有一個小的隔層，可以放一些細小物品。由于這款包款式漂亮，受到很多公務員的喜愛，有的甚至買回家后都舍不得用。

不過，斜挎包也沒有消失。在年輕人當中，背斜挎包的潮流一直延續到八十年代末，與搪瓷茶缸、口琴一樣，成為一代中國人的集體記憶。

改革開放后，隨著國民經濟的飛躍發展，皮質公文包越來越普及，不只是公務員的專利了。很多學生書包變為手提式公文包款式，用來裝課本。

影視劇里兄妹的斜挎包。來源/電視劇《喬家的兒女》截圖

當然，真皮公文包依然很貴，人造革公文包便應運而生。只是，真皮的包質地柔軟不說，最主要的是經用且耐臟，人造革用不了多久就裂開口子，而且一不留意就臟兮兮的。

那個時候還流行夾包的拎包姿勢，90年代趙本山的小品《牛大叔提干》中有句經典臺詞：“學問都在這包上，（夾包）這就是個經理，（拎包）這就是個收電費的。”

牛大叔夾包，被誤認為經理。來源/小品《牛大叔提干》截圖

如今，拎包的姿勢回歸了傳統，很少有人再夾包。現實中的人民警察在執法辦案過程中，大多手拿公文包，裝卷宗和各種法律文書用。其他有點身份的人，也都是拎著真皮包昂首闊步的。

牛大叔拎包，放在今天不會被誤認為“收電費的”。來源/小品《牛大叔提干》截圖

總體來說，我國公務員系統對服裝要求并不高，多數情況下都比較隨意，因此，公務員是不會被固定配發公文包的。實際上，除了窗口單位、執法單位以及一些保密單位，現在很多政府單位連工作證和統一的服裝都是不配的。

到了新世紀，各種各樣流行休閑的包出現，業務員也不再局限于拎著公文包，電腦包也成為他們的優先選擇。甚至發展到政府機關外出辦公的，出門在外，沒個手提包還真不方便。

至于《掃黑風暴》中的黑色公文包，那時因為公務員需要展示嚴肅莊重的形象，所以，公文包一般都是黑色的，加上公文包需要裝材料卷宗，所以公文包一般比較大。2009年5月，廣州市政府發布過一個《廣州市公務員禮儀手冊》，里面提到：“在重要公務場合，男士應著正裝。越是隆重的場合，服裝顏色越深。男士公文包也要以深色為宜。但是，千萬不要將公文包塞得鼓鼓囊囊。”

何勇手中提著一個公文包。來源/電視劇《掃黑風暴》截圖

從紅軍時期生產的粗布公文包到抗戰時繳獲的皮質公文包，再到新中國以來自愿選擇公文包的款式與材質，一個隨身物品的變遷反映的是中國國力的變化。不過，作為公務員個人，在選擇公文包時有一項最基本的要求——盡量不求標新立異，應符合中國公務場合（主要指機關事業單位）的簡潔、成熟、穩重、端莊、利落的普遍審美。因為一個小小公文包，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著公務形象。